成吉思汗银幕形象塑造问题探讨■张仲年内容摘要成吉思汗是彪炳史册的世界英雄，他的故事频频被各国电影艺术家搬演在银幕上。但由于创作者文化背景不同、艺术观念不同，成吉思汗银幕形象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本文就四部不同国家拍摄的影片来研究成吉思汗银幕形象塑造的得失，并以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成吉思汗银幕形象的塑造提出建议，期盼创造出更加真实、更具艺术魅力的成吉思汗银幕形象。关键词：成吉思汗银幕形象 带敬仰的平视 新历史主义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03--08编者按上海戏剧学院与内蒙自治区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三十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蒙古族戏剧、电影创作人才，其中有宁才、巴音、涂门等著名演员和导演，以及萨仁托娃等著名编剧。为加强合作，推进对蒙古族电影、电视创作的研究，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提议和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的支持下，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上海戏剧学院隆重举办了“２０１３蒙古族影视国际研讨会”。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副校长刚琪琪格亲自带领十位专家来沪参会，与上海和内蒙的二十余位专家共同探讨相关学术话题。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正式举行的蒙古族影视国际研讨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以下是研讨会上宣读的两篇论文。我刊特辟栏目予以发表，以飨读者。一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伟大英雄，也是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统一蒙古族，建立蒙古帝国，其功勋可比中国历史上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秦始皇。但成吉思汗后来的丰功伟业，却是秦始皇远远不及的。不可否认，对于成吉思汗的历史评价，世界各国存在极大的分歧。如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M?C?卡皮查认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对中国、伊朗、中亚、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征服战争是一场最大的灾难，长时间地中止了这些国家人民的进步。许多农业经济发达的国家被破坏，繁华之地变为荒漠，全世界闻名的文化中心变为废墟，城市被洗劫和焚毁，大量的物质和文化珍品被毁灭，成千上万的人遭屠杀。”他还指出：“成吉思汗王朝的征服战争，对于蒙古利亚本身也是悲剧，使其发展停滞了许多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战争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蒙古利亚仍然是落后的畜牧国家。”［1］（P29）同样，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网民中，对成吉思汗也存在非常对立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在我能够观赏到的四部描写成吉思汗的电影——中国内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日本拍摄的《苍狼：直至天涯海角》，美、俄、蒙联合拍摄的《成吉思汗的意愿》和俄、蒙联合拍摄的《蒙古王》——都只写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民族为止。跟所有民族的历史伟人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尊崇他的后代总是会越来越将他美化、神化。有位研究者周美琼，在对诸多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后，认为《蒙古秘史》比较真实描述了“草原英雄”的形象。发展到《史集》，作者用伊斯兰文化把成吉思汗塑造成“神”，认为他“是个带有很强杀伤力的西域‘战神’”。17世纪蒙古史书《黄金史》《蒙古源流》等作品的作者，是受印藏佛教文化影响的黄教徒，他们利用佛教思想意识神化成吉思汗。在罗桑丹津的《黄金史》中，成吉思汗的身份充满神秘色彩，他是根据佛祖“释迦牟尼的旨令”而“降生人世，治理世界，拯救众生”的，故而成吉思汗“神力”无边，是具有“魔力”的“神”。在中国的《元史?太祖本纪》中，成吉思汗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太祖本纪》中我们根本看不到成吉思汗的任何劣迹，在中原史家笔下，成吉思汗完全是儒家“圣”君的形象，他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几乎完美无缺。在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中，作者博采众长，吸取《元史》等汉文典籍的记载，将蒙汉历史著作中的成吉思汗形象熔为一炉，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虚构、加工、熔铸，夸大他的仁德，过滤掉其野蛮性和残暴性，把他塑造成一位睿智、宽容、仁爱、贤德和高瞻远瞩的开明君主。《青史演义》塑造的成吉思汗，成为所有作品中最辉煌、最丰满、最理想化、最完美的封建帝王形象。［2］这样将伟人神化的做法在当今已经被破除，大众和专家都希望成吉思汗能以一个真实的面目出现。成吉思汗的后代、女作家包丽英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蒙古帝国：狼性征服》中有这样一段话：成吉思汗生于草原，长于草原，草原人所特有的豪爽奔放的个性使他不像中原皇帝那样去刻意追求帝王之威。除了指挥战争和处理政务时人们能够看到一个成熟老练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外，他更喜欢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事实上，将臣百姓们热爱他的大部分原因正基于此。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随意操起球杆，就可以到任何一个正在打马球的球队，兴致勃勃地同将士们赛在一处；也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盘膝坐在普通百姓的家中，随便聊着天，任他们的孩子在他身边追打嬉闹；更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终生不离马背，无论酒色，还是享乐，都严格的加以节制，绝不过度。无与伦比的自制力是他性格中最鲜明的特点，他的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可有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他是草原铸就的天才！［3］（P.）包丽英呈现给我们一个完全平民化的成吉思汗。在以上提及的四部影片中，编导同样力图这样来塑造成吉思汗，从一个平视的角度，使他回归成“人”。相对来说，中国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回归度更大，使成吉思汗成为一个人性的而非神性的人。由于从神回归到人之间的空间非常大，所以呈现在这几部电影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存在那么大的差异？正如巴拉兹的《电影美学》中所说，即使是最逼真的肖像画，只要它是艺术品，它必然就不仅再现了被画者，同时也再现了艺术家本人。艺术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艺术创造，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从事艺术活动的，因此，他们常常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艺术观念的影响。［2］二铁木真射杀异母兄弟别克帖儿这个事件，在《成吉思汗的意愿》和《蒙古王》中根本没有提及。俄国导演始终没有突出铁木真性格暴戾的一面。宗教意识驱使他们重在表现成吉思汗蒙受的苦难，表现天神腾格里对成吉思汗的神助。而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编导的艺术表现过于简单。事件发生在乞颜部落首领也速该汗被毒死后，此时，部落内变，忽里胡台带走所有部众和牲畜，把铁木真一家丢在荒原上。在冰雪封冻的日子里，铁木真一家断粮，面临危亡。就在此时，一头野狼闯入。铁木真的母亲拼着性命打死了野狼。这狼肉干成为全家的救命粮。可是别克帖儿不顾全家安危，一直偷吃干肉。铁木真为了保全全家生命，不由分说一箭把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射杀！由于影片从未交代过铁木真一家的亲属关系，射杀事件的描述又过于简单，让我观看时感到非常震惊，对铁木真的暴戾行为产生恐惧，同时又觉得很不可信。铁木真射杀异母兄弟是个真实事件，在《蒙古秘史》中有很具体的记载。但电影如何表现这个事件，编导必须跟成吉思汗在影片中的整体形象塑造结合起来构思。不能孤立地去表现铁木真的暴戾性格。《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影片前部描写射杀兄弟的事件，在后部描写为了营救爱妻孛尔帖，铁木真发动对蔑儿乞部落的战争，当他在营帐里见到被缚绑的孛尔帖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怀孕。没想到，铁木真此刻竟然勃然翻脸！影片中蒙古包被揭开，露出骨架，孛儿帖就像一头畜生一样囚禁其中！这前后两处的描绘让观众产生不良的印象——铁木真很不令人喜欢。更何况，在影片中，编导是这样表现孛尔帖的：在铁木真被部落遗弃，一家落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分，她忠于诺言，穿着婚服，带着贵重的貂皮袍，独自一人来到他家，与铁木真成婚。这是何等令人感动能铭刻于心的行为！也就是这件貂皮袍成为铁木真日后东山再起的重要支撑。而铁木真的表现真是过于薄情！对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实在是非常不利。《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描写都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在《蒙古秘史》中记载的射杀异母兄弟的事件是这样的：有一天，帖木真、合撒儿、别克帖儿、别勒古台四个人，同坐在一起拉鱼钓时，一条闪亮的小鱼上了钩。别克帖儿、别勒古台二人向帖木真、合撒儿二人夺取了那条小鱼。帖木真、合撒儿二人回到家里，对夫人母亲说：“一条闪亮的小鱼上了钩，却被别克帖儿、别勒古台兄弟两人夺走了”。夫人母亲说：“不要这样！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这样互相不和？咱们（如今形单影只，孤苦无靠，正所谓）除影儿外再也没有朋友，除尾巴外再也没有鞭子。咱们怎么能报复泰亦赤兀惕氏兄弟们所加给的苦难呢？”又说：“你们为什么要像以前阿阑（?豁阿）母亲的五个儿子那样地不和睦呢？你们不要这样。”当时，帖木真、合撒儿两人不高兴的说：“以前用■头（箭头、箭）射得一个雀儿，被他们夺走了。今天又那样地抢夺。咱们怎么能够同他们在一起生活呢？”说罢，就把门推开走出去了。别克帖儿坐在一座小山上，看着九匹银灰色骟马。帖木真从后面，合撒儿从前面，两人悄悄地摸上去，抽出箭（正要射）时，被别克帖儿看见了，他说：“咱们正受不了泰亦赤兀惕氏兄弟们加给的苦难，正在说谁能报仇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作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呢？在除了影子别无朋友，除了尾巴别无鞭子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想要这样呢？请不要断绝灶火，不要撇弃别勒古台。”说罢，盘腿坐着等待（他们射箭）。帖木真、合撒尔两人，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把他射杀了而去。［4］（P39-40）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撰写《成吉思汗传》时，基本上依照《蒙古秘史》，作者记载的是，铁木真告状，母亲出于公心，批评自己的两个亲生子，要求他们与异母兄弟团结一心。铁木真据此认为母亲偏袒别克帖儿，心怀不满。不久，别克帖儿又抢夺他们射中的云雀。铁木真认为“别克帖儿依仗母亲的宠爱欺人”，更加愤怒填膺，拿起了弓箭射杀别克帖儿。勒内?格鲁塞笔下强调的是母子关系，而不是铁木真的“暴戾”个性。勒内?格鲁塞记述了母亲对铁木真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严厉痛斥。可是他感叹说，母亲的训斥已经无法挽救别克帖儿的生命，铁木真“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了血腥的一面”。［5］（P.42）“暴戾”或“血腥”，都是一种负面的评价，这跟成吉思汗以后成就大业并无实质的关联。相比之下，日本电影《苍狼：直到天涯海角》的处理另辟蹊径。铁木真之所以会射杀异母兄弟，关键是别克帖尔嘲笑铁木真的身份，说他不是也速该的种，而是蔑儿乞的杂种！换言之，也速该离世，铁木真不能继承汗位，也不能成为部落的头领，更没有资格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于是，铁木真说：“只要有你存在，我们就无法团结一心，如此以往，一家人会变得四分五散，而再也无法活下去的。所以，我要杀了你！”当母亲斥责他的时候，他毫不反悔地说：“他们不仅破坏了团结，那家伙还侮辱了母亲你！”这样来表现成吉思汗，虽然跟《蒙古秘史》的记载是有出入的，但从艺术上讲是可取的。影片通过画外音评价了这个事件中透露出来的内涵：“对违抗命令之人、对叛徒决不手下留情，铁木真这种过激性格，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过丝毫的改变。”这样的处理一下子把成吉思汗个性中非常突出的一面勾勒出来，使之成为整体形象塑造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使我们联想到影片的重要的情节：当札木合的部下把札木合捆绑起来送到成吉思汗帐下时，没想到成吉思汗非但没有奖赏札木合的部下，反而把他们全部斩首！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今天背叛札木合，明天就会背叛成吉思汗！日本历史小说《征服世界的男人：成吉思汗》的作者堺屋太一并不认为电影《苍狼：直到天涯海角》的处理是完美的，他指出在这个事件背后一定“有更复杂的思想纠葛”。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在研究成吉思汗这个人物形象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堺屋太一的创作理念是：“历史小说的写作是一种提出历史假设的工作。”而这种假设“要用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勾勒蒙古帝国与成吉思汗的形象”。所以，他把两兄弟发生的事件的缘由描述为两人具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他把别克帖儿的思想描述为“比较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把铁木真的观点表现为：“人类生存需要法则，经营一个部落也需要规矩。”他在向别克帖儿的生母谢罪的时候说：“别克帖儿主张这里的一切物品都应该归大家所有，这样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不需要领袖和支配者。……我无法接受。与其说我想除掉别克帖儿，不如说我更想根除这种观念。”［6］（P.58）堺屋太一的目的十分鲜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个性问题，而是铁木真作为部落领导人的素质及思想基础问题。小说家这样的阐释是否合适可以讨论，但这使成吉思汗的整体形象塑造更有深度。三孛尔帖被蔑儿乞部落抢走并怀了孕这一情节，在影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强调表现了铁木真作为丈夫的必然的愤怒心理。但是，这对整体形象的塑造来说是个败笔。事实上恰如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成吉思汗传》中所记载的，成吉思汗抢救回孛尔帖以后，还像从前那样体贴而忠诚，根本没有把她怀孕的事放在心上。在之后的征战中，铁木真每当遇见进退维谷的生死关头，孛儿帖往往一言九鼎。铁木真会豪不犹豫地听从并付诸实施。比如在联合安达札木合和克列王汗打败蔑儿乞夺回孛儿帖之后，铁木真跟札木合带着各自的部族结伴而行，一起度过了一年半光阴。三月的某一天，札木合突然对铁木真说：“我们依山扎营，可以让牧马人住在帐庐里；我们近河安寨，牧羊人饮食方便。”札木合的话让铁木真一头雾水，不知是什么意思。他回来跟母亲说起这件事，这时，孛尔帖马上回应说：“听说札木合是喜新厌旧的人，他那样说是已经嫌弃我们了，可能要算计我们。今夜我们不能和他的部落住在一起，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安营。”铁木真听了恍然大悟，下令部下兼夜行军，离开了札木合。孛尔帖富有远见，她让丈夫离开札木合独立行动，为丈夫今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在铁木真一生的征战中，孛尔帖始终坐镇后方，维系着大局的稳定。非常有意思的是，日本拍摄的影片《苍狼：直到天涯海角》借孛尔帖被抢的事，又一次牵出了铁木真对自己身世的疑虑。因为，他的母亲珂额伦是他父亲从蔑儿乞头领手中抢亲而来。因此，有人说他是蔑儿乞人的野种。他去问母亲，母亲珂额伦回答他说：“能证明你是也速该?巴特鲁儿子的人不是我，而是你自己。你父亲从没怀疑过你的身世，也没有责怪过我，因为他相信，早晚你能自己证明，你身上流着苍狼的血。”铁木真一时无言，离开帐篷走向山坡，他举头向天问道：“父亲，请你告诉我，我究竟是什么人？难道我身上没有你的血吗？”看到这里我很想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编导要加入这样一段前后无关的质疑？终于有一篇论文解开了迷雾，［7］（P.41-48）作者指出在日本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成吉思汗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源义经。源义经是河内源氏义朝之九子，故又名九郎，其兄乃是开创镰仓幕府的源赖朝。源平合战后，与兄长反目，源义经被迫在衣川馆自尽。然而，对于源义经是否真的自杀了，尚存不少疑点。室町时代开始，出现了源义经不死之传说，它和“御曹司岛渡”民间故事结合在一起，衍生出源义经北行虾夷地的传说。之后，有位荷兰商馆的德国医学家——希波尔德，在访日期间，从荷兰翻译吉雄忠次郎处听说了源义经相关的传说。希波尔德在收集了许多传说、小说并进行研究后，极为支持源义经北渡虾夷地，进入大陆的说法。他在写作专著《日本》时研究态度极为严谨，但是希波尔德依然采用了源义经就是成吉思汗的说法。年，末松谦澄在剑桥大学做的英语毕业论文《大征服者成吉思汗与日本的英雄源义经为同一人》被译成日语。该论文在日本发表时，更名为《源义经再兴记》。末松谦澄在撰写这篇论文时，英国很多人都以为日本是大清的附属国，所以末松谦澄抱有自卑的心情，他为了替日本民族张目，大胆提出日本是个诞生过世界英雄的民族。该书又对小谷部全一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小谷部全一郎曾赴美国留学，有神职工作经历，后移居北海道，致力于解决阿伊努问题。他听说阿伊努人所信仰的“オキクルミ”其实是源义经后，就对义经北行说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之后，他作为日本军的翻译官远赴满蒙地区取材，企图寻找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蛛丝马迹，年回归日本。他认为，源义经并未在平泉自尽，而是渡过北海道与桦太岛，进入蒙古，成为成吉思汗。年他出版《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一书。该书抓住了日本普通民众对英雄悲剧结局所抱有的同情心理，成为极畅销之作，《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迅速在日本民众间口耳相传。可是，主流学术界并不太赞同这个说法。期刊《中央史壇》立即做出反应，增加了以“成吉思汗并非源义经”为题的临时增刊，组织了当时国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国文学、国语学、语言学的一流学者予以反击，全面否定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推论”。众多学者十分严厉的炮轰，居然丝毫没有影响“成吉思汗传说”的传播，该书依旧畅销，在昭和初期不断重印，甚至还出了增补版。小谷部全一郎等日本学者构建了一副美妙的景象，使许多不知真相的日本民众深信他们的民族曾经产生过一位世界英雄。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位英雄驰骋天下，所向披靡，征服了欧亚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基业。另一方面，日本诞生过征服世界的英雄的故事，巧妙地迎合了日本民众由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滋长的“满蒙乃日本之生命线”的心理，使得当时的日本人对于满蒙的北京治疗白癜风大概多少钱南昌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