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如花系列】周璇：天涯海角觅知音
作者黄小刀，原名黄磊，编剧，作家，图书制作人。
你相信吗？1直到今天，我的灵魂都留在了上海，没有离开过。
我经常走在上海的小弄堂里，缓缓地，像风，静悄悄地走过。
旁边是一户户幸福而美满的家庭，有孩子的牙牙学语，有不修边幅的女人从屋内走出来，刷牙洗脸，有丈夫梳洗过后准备上海，我是多么羡慕他们。
和谐美满的家庭都是我最羡慕的。
但是我知道，这几年的上海，弄堂愈来愈少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弄堂几近就是生活的全部。
所有事情都不会是永久的，是否是？
就像我的歌，如今会有人翻唱。《月圆花好》《夜上海》《天涯歌女》，还有那首几近人人都会唱的《四季歌》，但是它真的已过去了，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远远地被时间抛走了。
我表面上繁华喧闹，却一生浮萍，孤苦无依。
起初我不叫周璇，我叫苏璞，我是苏东坡大学士的后人。
我1出生就注定半世飘零。3岁的时候，我的舅舅急于抽大烟，抱着我偷偷拐骗了出去。
那段过去，已模糊了。
晚年，我也生了一场大病，把半世的记忆都抹去了，就像是一盘录音带进了水，再也放不出声响来，不过，这倒也好，人就是由于记忆而变得不快乐的，不是么？这算不算是上天在我临终之前给我最好的礼物？
那天是我离开了亲生父母，记忆犹如暴光过度的画面，发出惨白的光。那一天好热，我被勒紧在舅舅的怀里。我轻声用不清楚的口齿说，舅舅，我透不过气了。舅舅拍了拍我的背，说，乖，义官儿（周璇乳名），待会儿舅舅给你买糖吃。
舅舅这一生可能唯一遵照的许诺就是这个吧，或许是良心发现，在和我分开的时候，他将一颗糖放在了我的手上。我其实不清楚产生了甚么，其实不知道我被舅舅卖给王家。站在王家大门口，我看着舅舅的身影远远地离开了。
舅舅急于抽大烟，没有过量理睬我，一直走出我的视野也没有回头再瞧我一眼。
王家给我改名为王小红，不久夫妇离异，我又被转送给了上海弄堂里的一户周姓人家，正式更名为周小红。
一切仿佛要平静下来，一切也应当平静下来了。
可是命运既然开了头，就很难杀尾。
那年我9岁，养父吸食雅片无处寻钱，眼光落在我的身上，他要带我去一个地方，那里自有恩客供我吃喝，而他则会换来一笔吸雅片的钱。幸亏是养母发现，拦了下来。
从此我随着养母身后离开了家，开始了帮佣的生活。
很多时候，一次偶然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谁又能想到，我在主人家留声机边，一面干活一面唱歌，就被明月歌舞团的琴师章锦文看中，并推荐给了团长黎锦晖。
第一次见黎锦晖我非常紧张，站在那里，觉得孤独无依，四五个人围着自己看。
说真的，现在想一想，黎锦晖其实挺和蔼的，在那里问我，多大了，念过书吗，认识字吗？这些问题问过来，我紧张到几近要哭了。我那张菜色的脸再加上我的宁波上海话，又有紧张的减分，几近肯定不会通过他的考核。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黎锦晖收下了我，他告诉我，并不是我有甚么过人之处，而是我的眉眼，让人觉得可怜兮兮的，这样一个女孩子让人想疼爱。
就是由于这份可怜兮兮，打开了我艺术大门。
我很努力，溟溟中，我仿佛感觉到，这也许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次机会，如果失去了，一切将打回原形，重新回到暗无天日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已知道甚么冷清的孤独感，什么是无助没有安全感。我需要那份安全感，我需要这份职业，它可以让我觉得有依傍。
我努力学习普通话，随着师友们学习，我偷偷练琴，练唱。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琴房里，偷偷地将手指放在琴键上，不敢按下去，万一发出的声音惊动了其他人就不好了，我就那样虚按着键，练习着指法。
其实并没有觉得多枯燥和无趣。
我深爱这些音符，音乐带给我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让我忘记了很多的过往和烦恼，像五月的风，吹得人心旷神怡。
黎锦晖说我天生是为舞台生的，不上台的时候，平平常常，1上台，那双细而长的眼睛便犹如被魔杖点了一下似的，充满了灵气。还有我的一副好嗓子，真是万幸，我居然有这样的天赋，浑然天成的嗓音在后期的培训当中，犹如打磨的玉一般，刹那间，发出了光彩。
那一年我14岁，在上海歌星评选当中，仅居当红歌星白虹以后，名列第二，我唱的《五月的风》突然之间传唱了全部上海滩。
后来有人说，我是第一个把麦克风应用的恰到好处的歌手，不知道是从哪儿偷师学艺的，其实哪儿是什么偷师啊，只是有一天我的嗓子不太舒服，因而将嘴唇贴在了麦克风上，轻轻地唱，好似在和谁倾诉着甚么，可能是那种亲和力吧，一下子感染到了录音师，因而这类唱法便让我保存下来。
由于歌红，我开始涉足到表演，那些年我一共在上海31部电影，几近为每部电影都配唱了插曲和主题歌。
出名以后，很多人说我很计较报酬。直到年以后，还有人因此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只认钱不认人。
是的，我的确是很在意报酬，真的在意。
当时我唱一首歌的酬劳就是2两黄金，一般一部戏最少有五首歌是我唱的，那末不计片酬，我一部戏就可以得1斤黄金，这足以让我有一个非常优厚的生活。但是我仍然在意报酬，缘由很简单，半世的飘零，我该将安全感寄托在哪里呢？
漂泊的童年？
还是养父、舅舅等亲人的觊觎，或是自己从未谋面的父母？
穷其一生，我一直在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石沉大海一般始终没有找到他们……
固然养母的恩情是我一生都还不清的，可是她带着我的，仍然是飘零的生活，为生存四处奔走。
我没有任何可以寄托我安全的地方，只有钱，钱是可以将事业转化为一件看得见摸的着的东西。
所以我在意，非常在意。
如果你说安全感还可以来自爱情。
谈到爱情，我笑了，真的是自嘲的1笑，我的爱情千疮百孔。
年7月，我和相恋三年的严华在北京长安饭店结婚，严华是我在明月社的老师，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来光辉的我。我这一生唯一取得最真挚的爱情，就是他给予我的。我甜蜜地享受着这份爱。
爱如指间沙，越渴望抓牢，它却流失的越快。
那段时间我多么怕失去他，我开始注意他的一切，了解她的行迹，疑神疑鬼。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居然也是这样的人，他怀疑我和电影公司老板关系，怀疑我某一天没法交代的行迹。
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折磨着。
直到我第一个孩子流产，现在说出来，仿佛轻飘飘的，但是那一刹那，我感受到了孩子从我身体里流失，从我的思想里割裂开来，远远离去。我昏迷过去，在意识里，茫然地看着孩子远远走了，走了……
我的人生，亲人一直离我远去，我又想起了舅舅那天卖我的情形，他连头也没有回，没有给我留下最后的记忆。
我的父母呢，他们又在哪儿？
我的伤痛犹如被一把很钝的刀来回割裂我的肌肤，骨骼和内脏，那末轻而易举，又那末缓慢而笨拙。
当严华提出离婚的时候，我寻思了片刻，最后我的心底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放手吧，放手吧，你毁灭了自己，就不要再毁灭他人了。
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没有去看他。
不是不爱他，而是……
既然所有爱我的人都阔别了我，却没有给我回眸的记忆，我又何必给他呢？断就完全一点吧。
年，我前往香港发展我的演艺事业，在那里，我与朱怀德重逢了。那是年，我在拍片的间隙，他在上海就跟我认识，我很感激他，由于我离开上海的那些年，他一直照顾着我的养母。
我之所以爱上他，可能就是这份安全感吧。他的行动让我踏实，让我觉得有依托。
女人啊，即便再强大，都想有一天放下强大的外衣，寻觅一个男人坚实的肩膀。
我没有想那么多，毫无防备地接受朱怀德的追逐，我们的爱情发展的速度惊人。好久没有一个男人会点燃我内心的火苗，这一次犹如放了一把大火，烧遍了我全部内心的期许。
我们很快同居在了一起。
他想回上海发展他的事业，我答应了，拿了一笔钱给了他，他踌躇满志地去了上海。
没多久后，我再度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一切太让人欣喜了，这一年多来，岁月给予我的都是幸福，如此美好的泡影，让我没有心力去怀疑质疑画面的真实性。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其实是有妻室的人呢，而且已结婚多年。
这就是我的人生吗？
在我最幸福的时候，当头一棒，击碎所有的华丽。我的头脑一阵麻痹，全部人呆住了。香港街头的繁华突然消失了，我站在贫瘠的荒野上，四下无人，恐惧的黑暗蔓延过来，那种痛苦像跳蚤，细细碎碎地爬满我全部骨骼。
我几近停滞了呼吸。
我该怎样去凭吊我对这份虚妄的爱情留下的真实的心，用情至深常常伤的是自己，但一个人在爱情眼前却没法理智。
年9月16日，我的大儿子周民诞生了，他姓周，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关系，他只属于我一个人。
也是这一年，我回到了上海，继续我的工作，我接拍了电影《和平鸽》，此时组织上给我的片酬很少，我想我是在意的，那份安全感的东西突然失去，其他地方却没法弥补，我全部人有点失去了起初在上海的状态，有点茫然。
既然回国了，我寻觅亲生父母的动机又升起了，我通过多方面托人打听，多方查找，但是一切仍然杳无音信……
我是失落的。
就在这个时候，《和平鸽》中一个小护士的台词刺激到了我，她挑开了我的伤疤，我这么多年寻觅亲生父母而不得的真实。那一刻我崩溃了，被诊断为精神病，从此我多年的精神衰弱更加严重了……
是上天垂怜我吗？在这1时刻，居然让我遇到了画《和平鸽》电影广告的画家唐棣，我们彼此吸引，频繁来往。
我的精神状态由于他，而渐渐好起来，我布满创伤的心灵渴望得到抚慰，压抑愁闷的情绪急需爱情来冲淡。
看似美好的人生再一次戏弄了我，当我再度怀孕的时候，剧影协会却起诉了唐棣，年5月，唐棣居然荒唐地以诈骗罪和诱奸罪被捕，判刑三年。
我的第二个儿子还没有出身，父亲便已锒铛入狱。
从此，我的心完全地失去了方向，我也失去了我曾的、他人非常喜欢的甜蜜的笑容。那个唱着“天涯呀海角……”的女孩找了一生的知音，终究却只留下了废弃的一段段的人生。
我被确诊为精神病，送进了医院。
我是精神病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过去正一点一点从我的记忆里消弱了去，我渴望的亲生父母完全地在记忆里消解了，我想不起来他们。我只记得我是痛苦的，痛苦的，痛苦的……
但是痛苦到底为了甚么？
我不记得了。
周民还非常小，好几次隔着栅栏看着我，他仿佛有些怕我，远远的，怯怯地看着我，不敢叫我妈妈。
我只在这个时候会笑，会开心地笑。
那粉粉的脸，多想去摩挲一下。
只是隔得太远。
——我不敢让他靠近，怕他吓着。
匆匆相聚，他便被朋友抱开了，我失去理智地喊，孩子，妈妈很苦，妈妈真的很苦，你快点长大吧，快点长大帮帮妈妈。
我没有等到他长大，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一年，我39岁。
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来，我叫苏璞，我是苏东坡的后人，我找了30多年的父母一直杳无音信。
我在这个世界上寻觅安全感，寻觅可以依托的人，寻觅知音。
但是甚么也没有得到。
没有关系，人死以后也会变成灰的，不是么？
到头来只是一场梦罢了。
我在上海的弄堂里走着走着，我想我会一直走到弄堂全部撤除的那一天，走到这个城市完全变了样子的那一天，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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